来源：东莞日报
 

　　无论是出于古典主义的浪漫想象，还是发自人性本原的渴求与寄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都是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一种美丽而令人憧憬的景象，西方人更是说，爱如死亡之坚强。

　　然而，爱情毕竟不是童话，婚姻也终须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挑战。当然，谁都知道，这场挑战显然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过关的。半个多世纪前，钱钟书先生曾将婚姻形容为“围城”，顿成一时之快语。几年前，陷身于婚姻情感纠葛中的人们又发明了“七年之痒”一词，以表达当代人的感悟与体会，也是不胫而走。

　　然而，日前，《东莞时报》报道，对于很多东莞本地80后青年人来说，婚后两年已成为他们婚姻生活的分割点。报道说，这些80后的离婚，九成发生在婚后两年，而且，这些人的婚姻，还往往带有“包办”、“早结婚、早生育、早离婚”等诸多与人们想象中不一样的特点。在东莞这样一座急速奔向现代化的城市中，如此带有明显前现代色彩的婚姻情感状况，不啻是一件令人费解、然而又耐人寻味的事情。这其中，究竟是婚姻的“保质期”变得更短了，还是婚姻所附丽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人心变了？

　　80后婚姻：从协作生存到追求发展

　　张锋强

　　价值物化的冲击，让情感成了奢侈品。当夫妻双方家庭责任感不再，甚至视婚姻为儿戏时，也就表明，维系婚姻的条件和基础也就不再充分和稳固。

　　“80后”成为社会聚焦、热议对象虽说司空见惯但也议题常新。最近引发社会普遍讨论是一份有关80后婚姻的调查，调查显示：结婚两年便离婚已经占到80后离婚总数的九成！婚姻脆弱已经成为娇生惯养的80后一大明显特征。

　　在一个变化频率持续加快的时代，只有以超越性的视角维度去观察现实，才能了解诸多问题的多维性。要是从经济角度审视家庭功能就会发现：家庭始终起着“经济协作单元”的功能。农耕时代的个人生存与后代抚养，始终维系在家庭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变化更多的是创造财富方式的多样化。这样一来，原本不轻松的生存负担变得轻松，追求发展也就成了未来生活的主题。由于效率持续提升对家庭“协作方式”的持续冲击，自然而然地弱化了“协作生存”而强化了“个人发展”，这其中，变化最为深刻要数“协作范围”与“协作单元”，“协作范围”由原来的种植和饲养转到制造，主要“协作单元”由家庭转为企业，经济上的充裕，让家庭原本必须相互支持的某些需要不再迫切，家庭原有的某些作用和功能走向弱化甚至异化，单亲家庭的大量出现就是家庭异化的具体表现。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协作单元”而存在的家庭，所负有的使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迁是必然的，这就是当下婚姻观与过去婚姻观已大有不同的基本原因。

　　支持家庭的物质基础来源于经济，感情基础则来源于信仰与责任。婚姻，在吸引力大于排斥力下得以维系，反之则得以解构。肩负协作使命的夫妇双方，无疑要在利益纽带的作用下放弃某些个人诉求，以更大的耐心和相容性相扶相处。要注意的是，80后独生子女居多，这些人是长辈全力呵护的“天之骄子”，养尊处优的成长经历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们追求享受而不愿承担责任、希冀得到而不愿付出的个人品性。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的社会大变局时代，价值物化的冲击，让情感成了奢侈品。当夫妻双方家庭责任感不再，甚至视婚姻为儿戏时，也就表明，维系婚姻的条件和基础也就不再充分和稳固。作为“协作单元”的家庭，显然经不起夫妻双方如此的“挖墙脚”。

　　自我生存能力弱化也在80后身上普遍彰显，谋生便成了80后最沉重、最难面对的生活主题。在所有资源由市场定价、个人能力由结果确认的生态环境里，谋生能力的磨练与提升注定要有一个艰难的修炼过程。然而，那些大学生走出校门便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在世俗的压力下，众多没能做好承担家庭责任准备的青年男女便走进了婚姻殿堂，迎面而来的种种生活压力让他们穷以应对并难以支持。当这一困窘出现之时，解除婚姻也就成了自然选择。这类情形在“结婚两年便离婚”中占到非常大的比例。

　　家庭这个“经济协作单元”是社会的基本单元。80后对婚姻态度的嬗变将成为未来发展新的变量，大量单身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存在，不仅让政府的公共品提供压力更大，社会的救济面也因此而扩大了。这种现象不仅加大社会的经济成本，也大幅度降低家庭在经济方面的抗风险能力。这些因素的变化将影响着未来的社会发展。

　　规律导致的变化是不可改变的，经济规律亦然。当“协作生存”作为家庭功能被持续弱化时，维系家庭的因素就要从别的地方得以充实。那么，让婚姻更牢固就需要宗教信仰、法律、责任教育、道德伦理等方面入手。显然，这又是一个“社会综合工程”。（作者系广东战略与管理研究学者）
 
    现代化进程撕碎父爱主义桎梏

　　姜晨

　　大家庭和父爱主义的解体，让个体特别是青年人的选择权、决定权充分得到行使，让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这正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之一。

　　一个状况一直让东莞人忧虑，许多人家的孩子不事农工商学兵，只知啃老。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并被“二代”们习以为常，而父母们对此安之若素或毫无办法，那么，现在是问题，将来更是问题。

　　出租经济、吃息族的存在其实是“二代”依附、父母包办的经济基础，而与之相伴的是，东莞这个在30年内骤然大富的城市，有些家庭无论是家庭的治理模式还是教养方式，都没有发生同步的改善，因此，今天“二代”婚姻问题红灯，只不过是东莞不时闪耀的警讯中的其中一盏。我们应该思索，在暴富时代，家庭治理模式如何与变化的社会保持同步的进展？如何合理化家庭教养方式来重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与中国现时社会类似，美国的意见领袖们也总喋喋不休地呼吁社会，顺应变革，改善家庭治理模式和教养方式，以改变“二代”以至“三代”依附父母所导致的各种问题。

　　最近，一则新闻引发美国公众的关注。《华盛顿邮报》转述一家周刊的报道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让许多已经成人的子女又回到父母身边，有的人还拖家带口回父母家“蹭”住。

　　美国社会是一个极度崇尚自立的社会，年轻人一旦大学毕业，即使是回到家乡工作，也不会再回到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至于在父母家，偶尔的吃喝也许不成问题，但是，一住就是很长时间，蹭吃蹭喝，那么，不仅父母不允许不接受，也要被社会视为耻辱。因此，即使这样一个在危机之下不得不为之的暂时的“归巢”，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人们普遍认为，如此行为，伤害了美国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与美国民族性格相悖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这番议论并非没有缘由。在对当今美国民族性格的铸造过程中，有两个历史时期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这两个历史时期恰恰是青年人挣脱家庭羁绊而生成自主性、独立性的关键时刻。

　　一个是移民运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历史学家统计，从17世纪到现在，无论是欧洲移民还是亚洲移民，到达美国的初始年龄30岁以下的占到九成以上。另一个是西进运动。从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到现在已经伸入太平洋和北冰洋的50个州，美国历史就是一部青年人西进运动的历史。

　　无论是大移民，还是大西进，当青年人义无反顾地走向另一块上帝应许的陌生“未得之地”时，源于传统家庭的慈爱连同权威、由父母包办一切的家庭治理模式立即在这个独立奋斗的青年人身上烟消云散。他可能只在梦中对故土魂牵梦萦，而现实的一切都需要他自己独立自主地面对。正是这种独立自主地面对，以及为个人命运搏杀的奋斗，让美国生成了自由流动、自主决定、独立生存从不依附、决不接受桎梏和奴役的民族性格。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一家之长几乎控制着家庭成员的所有事务。一方面，通过血缘和亲情的关系网，努力维系家庭成员幸福，兼容了慈爱和权威的父爱主义是家庭治理唯一正当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父爱主义包办一切的模式，剥夺了个体决策的自由，除了生成维系社会超稳定的这一现象之外，它更妨碍了个体自主决定和自我边界的拓展，从而让社会发展生成惰性。

　　由工业化引导的现代化进程，把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也因此撕碎传统大家庭的父爱主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三代同堂和四世同堂还十分普遍，而在1979年后的30年里，大家庭的解构几乎与现代化同步发生。很显然，大家庭和父爱主义的解体，让个体特别是青年人的选择权、决定权充分得到行使，而这正是我们社会前行的动力之一。

　　回到东莞的当下，我们不得不呼吁，东莞暴富后仍然残存的父爱主义家庭治理结构和教养方式，已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二代”婚姻问题就是一种反射。在现代化阳光的照耀下，传统家庭的父爱主义桎梏理应加速融解。（作者系留美学者）
    琴瑟和谐需以德相待

　　刘嘉伟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强调以德为本，本立而道生。夫妻之间，应当以德相待，相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80后离婚案有增多趋势，且九成都发生在婚后前两年。”昔日恩爱夫妻，一朝对簿公堂，跑到法院闹起了离婚，终非善事。离婚者，有的将结缡、离异等同儿戏，压根儿没当回事。有的在婚后激情不再时，便一吹两散，分手走人。究其因，就是缺乏婚姻的道德操守，不懂得互敬互谅。夫妻间如何才能琴瑟和谐呢？让我们依归古典，到传统文化中去找找答案吧。

　　有道是“家和万事兴”，夫妇关系不但事关家庭成员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国家昌盛和社会的进步。所以古人把夫妻关系视为“五伦”之一，反对寡居，反对离异，提倡夫妻和谐。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小雅·常棣》）的诗句，以琴瑟合奏时的音声和谐，比喻夫妇关系和睦。而古人的琴瑟和谐之道便是以德相待。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强调以德为本，本立而道生。夫妻之间，应当以德相待，相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重用宋弘，并升他为“太中大夫”。刘秀寡居的姐姐对宋弘也十分赏识，想要嫁给他，但宋弘却答以“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被传为千古佳话。驸马爷的权势地位没有使宋弘动心，所赖的，就是夫妻同体、不离不弃的道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新婚妻子说，“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也是把夫妇关系当成一种神圣的誓约，强调的是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夫妻道德。古人没有感情吗？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的悼念亡妻的诗《遣悲怀》，缠绵悱恻，千载之下，令人感动。古人没有情爱吗？白居易弟弟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写尽了巫山之欢、雨云之会。古人有情有爱，然而维系家庭的办法，应该是伦理的、道德的，才能夫妇和合、白头偕老。而当代的80后“闪婚”族，好多人只想同甘、不思共苦，感情相当脆弱。一不如意，便不再有什么道德操守，任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夫妻关系亦然，漫长的生活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矛盾，古人又是如何调和的呢？依旧是以德求“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谐”，就是要从差异中追求统一，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具体到夫妻关系上，便是要调整心态，互敬互谅，彼此宽容，才能促进和谐。有实验证明，人的感情平均只能维系16个月。婚后，个人的外在、内在条件总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这时琴瑟之间，必须不断调整，才能奏出和谐之音，正如《周易正义》所说“必须变通随时，方可久长。”孟子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主张，不是吗？人有一颗心脏，却有两个心房，遇事要多替对方想想，多找找自己的原因。“闪婚”族常因激情过后，落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总觉得对方没有恋爱时那样浪漫动人，便挑三拣四起来，如果将心比心，多检讨一下自己，境界一转，也许破镜便能重圆。常听夫妻间抱怨对方和自己藏心眼、有距离，其实大可不必这样。《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人和人之间需要有适当的距离，否则自取其辱。夫妻之间又何曾不是这样呢？所以古代夫妇之间的最高境界不是如胶似漆，而是相敬如宾。给对方留出点距离，也就留出了和谐的空间。

　　当前，传统文化正面临着现代社会的重构，在现代社会中，要完全地践行传统文化的教条，的确也不太可能。不过，常常以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闪光部分反观现代人的婚姻和情感，也当能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角和反思。（作者系南开大学博士生）
    诡异离婚现象揭示城市畸形之痛

　　肖功俊

　　“不正常”的城市结构对“诡异”的离婚现象负有重大责任。因为，“畸形”社会及经济结构会扭曲人们的婚姻取向，很多本地青年的婚姻状况确实受到这种无奈的扭曲。

　　近年来，东莞获得了一系列荣誉，除政府行政效率、城市竞争力等名列前茅之外，“创文”、“创模”等也大获成功。由此看来，东莞似乎已成为中国为数不多、已经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模范城市”之一。然而，关于东莞80后离婚情况的报道，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东莞离“现代”和“文明”的差距还有着不近的距离。

　　可不是吗？早婚早育、包办婚姻是封建愚昧的象征，在如今落后的农村地区也不多见，怎么与城市文明扯上了关系，并成为本地人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如此，现在，在早婚早育的基础上还加上了“早离”，这似乎说明“封建愚昧”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同时，年青一代也很“后现代”：缺乏思想，感情冷漠，且责任感缺失。

　　鉴于此，敝人一直认为，作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它首先应该是一个“正常”城市。然而，当前东莞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及城市结构等很多方面几乎是“畸形”的，以经济为中心更是直接将东莞变成了“经济先进”的“思想落后”者。在一个“畸形”的城市里，婚姻“畸形”实是合理产物，而畸形的婚姻自然无稳定性可言。

　　因此，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正常”的城市结构对这种“诡异”的离婚现象负有重大责任。因为，“畸形”社会及经济结构会扭曲人们的婚姻取向，而很多本地青年的婚姻状况确实受到这种无奈的扭曲。显然，经济条件、外貌长相、才干、性格及修养水平等都是婚姻取向的重要因素，然而，本地青年可能因社会结构“畸形”而在这些要素之间难以平衡，甚至充满矛盾和苦恼。

　　从这一点来说，我相信东莞青年承受着不小的痛苦。一方面，一千万外来人口中，未婚青年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不乏自己中意的优秀对象。另一方面，本地农村的分红政策、以乡土化为指向的公务员录用政策以及外来人口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又为本地青年的择偶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在如此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正常的择偶取向被扭曲，而父母们出于门当户对或经济考虑，则予以“包办”，青年人迫于现实而违背自己的心愿。如此，夫妻感情自然成了问题，说离就离也就不足为奇。

　　对于以事业为重的青年人而言，早婚早育不大可能。然而，本地青年的事业在哪里？他们的奋斗动力何在？遗憾的是，租赁经济以及长期以来安逸的生活，导致了青年们不劳而获的财富观，使青年人除了向往公务员之外，已无创业精神及事业追求。在此背景下，早婚早育也就成为现实。既然用不着奋斗，自然也没有“共同财产”，这足以说明本地离异青年大有“啃老”之嫌，而其唯一好处是给离婚带来了更大的方便。然而，年青一代如此，东莞未来如何更加美好？

　　因此，政府对此现象不应视而不见，因为它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其苦口婆心地教育，不如积极实施、实现社会转型，使东莞成为“正常城市”。我深信，只要真正解放思想，着眼东莞的未来，这一状况多少会有所改善：其一，确立科学的人口政策，把人才引进落到实处，为本地青年与外地青年通婚扫除体制障碍；其二，正视“三农”问题，积极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使个人福利与婚姻脱钩。设法摆脱租赁经济，为青年创业提供动力；其三，改革公务员录用机制，破除地方保护，促进本地人与新莞人的社会融合，将结婚与否作为录用公务员的评估条件，进而遏制早婚早育。

　　如此，可能未必降低离异率，但至少可以改善早婚早育及包办婚姻。而这，就是婚姻和谐的基础，是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的重要象征。否则，早婚早育加早离必将给婚姻和谐埋下祸根，使家庭和谐蒙上阴影，包办婚姻更使“文明城市”黯然失色。如果家庭不幸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谐社会”也就沦为空谈。（作者系东莞知名公共问题发言者）
    文化断裂导致行为断裂

　　党西民

　　他们往往在生活中缺乏能力，在思想和情感追求上却有自己的要求。这两方面在平常状态下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旦个体独立和人格成熟之后，精神的需求则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拉开结婚的序幕，以让人哭笑不得的结果拉上了离婚的帷幕。这些80后生在家乡、长在家乡、工作也在家乡，生活圈子基本上被封闭在了传统格局所设置的“套子”里了。在传统的生活格局之中，父子成为人伦和社会关系的主轴。父子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父亲为代表的长辈们的权威。传统社会强调“父母在，不远游”，主要是说孝的问题。而就这些离婚的80后而言，他们虽然也是“父母在，不远游”，大多数原因却是因为东莞这片沃土蓬勃的经济具有更多的吸引力。地缘优势、较好的人脉关系、功利的就业观念，使他们在原地就能找到既轻松而又赚钱的工作。

　　由于南岭的阻隔，广东较内地很多省份而言，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很多人都讲广东人“保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传统形成了一套文化规范，即尊重长辈、勤奋工作、好面子等等。这样的文化机制易于养成一种文化惰性心理，80后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的。父母温暖的羽翼以及过度的关心给了他们传统意义上“幸福”的生活，但这是他们所需要的么？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清楚，很多人的生活都是被长辈设计出来的：读书、就业、婚恋都是父母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里斯曼把这种人格称作“传统导向的人格”，他们彻底是以“习俗”和“传统”为标准的。个人已经成为设定好了程序的机器人，没有了自主意识，自己不了解自己，不能决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更何况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东莞在接受现代文化上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它毗邻港澳、面向海外、辐射内陆的格局决定了其接受现代文化比内陆要早一些，这是文化地理上的优势。同时现代影视、广告、杂志和报纸等媒体也促生了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广东还有很多香港和台湾的电视频道，这在内地是没有的，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结构，让80后形成了自己对家庭、爱情的看法，它往往非常注重文化性、娱乐性，而忽视了传统的责任和义务。当法官问及离婚双方“未来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旁听席上各自的父母”。由此可见一斑!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必然存在着断裂，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人强烈的不适应感。传统文化强大的归属感，使他们既却之不恭又欲罢不能。他们对缤纷多彩的现代文化爱不释手，拿到的却是烫手山芋。这些离婚的80后，面临着文化断层的挑战，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常常处在这种割裂之中。他们从传统的生活习性中走出来，往往又是孤独无助的，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父母。在接受现代文化上，他们带着传统教育所加予的“小儿麻痹症”，所以在他们身上才会出现一系列荒唐荒谬的事件：在公堂上，只要法官稍加“刁难”，很多人旋即撤诉。离婚成为一场游戏！

　　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正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阶段的牺牲品。由他们来承担这种阵痛表面看起来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是正是这些转型中的“过渡人”推动了文化的变动。他们在生活上的依赖性，在思想上的幼稚，在感情上的软弱无能正是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断裂的表征。

　　他们往往在生活中缺乏能力，在思想和情感追求上却有自己的要求。这两方面在平常状态下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可以和谐的共处。然而一旦个体独立和成熟之后，精神的需求则在其人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现代文化中对浪漫的婚姻的想象，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塑造了他们的文化心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被身边的父母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是压制了。而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常常产生强大的反弹力，并且会以压倒传统来彰显自己。隐而不显的文化结构便成为人格中强大的动力，促使人造反，使人成为不可预期的“魔鬼”。（作者系广州文化学者）